一、甲骨文作為現(xiàn)存最早的中國古典文字系統(tǒng)，與現(xiàn)今使用的漢字有著深遠的淵源。然而，這并不意味著甲骨文就是我國最原始的文字形態(tài)。一套完整成熟的文字體系的形成并非一日之功，它必定經(jīng)歷長期的發(fā)展和積淀。在甲骨文之前，可能還存在更早期但尚未被發(fā)現(xiàn)或留存下來的文字形式。

二、在距今約三千年的商朝時期，人們的日常書寫并非全然依賴于在龜甲或牛肩胛骨上刻字，這種做法較為費力。甲骨文中“筆”字的形狀描繪了手握毛筆的姿態(tài)，這暗示著當時的書寫工具可能是毛筆，而“冊”這個象形字則表明竹簡可能是他們的書寫媒介之一。可惜的是，盡管我們尚未發(fā)現(xiàn)商朝時期的竹簡實物，其可能由于年代久遠未能保存下來，但甲骨上留下的毛筆文字卻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證據(jù)。

三、現(xiàn)今所見的大量甲骨文主要用途并非記錄日常生活瑣事，而是用于占卜活動，換言之，就是古人對神秘力量的探索。即便在現(xiàn)代社會，我們也不能說徹底擺脫了迷信的影響，更何況是三千年前的商朝時期。

四、古人如何通過龜甲進行占卜呢？通常使用的是龜腹板或牛肩胛骨。至于為何選擇這些部位，今人不得而知，可能是因為便于刻寫，同時龜和牛在古代可能象征著某種特殊的意義。占卜前需清理龜甲邊緣，再在其上鉆孔并鑿出槽痕，隨后用火炙烤。當龜甲表面的脆弱部分受熱開裂，這些裂紋便成為預示吉兇的兆紋。事實上，“卜”和“兆”字正是對這些裂紋的形象描繪，“卜”的發(fā)音也模擬了裂紋產(chǎn)生的聲音。而解讀這些兆紋的含義，則是當時被稱為貞人的占卜專家所掌握的專業(yè)知識，他們是世襲的職業(yè)精英。

五、現(xiàn)代書寫習慣是從左到右橫排，但歷史上的書籍卻常從上至下、自右向左排列。這與早期甲骨文的記錄方式緊密相關。據(jù)推測，在古代，人們可能像后來使用竹簡一樣在龜甲上書寫。由于竹簡通常較窄，故而只能縱向書寫，寫好一片后將其放置右側，接著繼續(xù)書寫下一片，自然形成了從右到左的行文習慣。如從甲骨文中一些復雜字形的構造來看，它們多呈現(xiàn)由上至下的“瘦長”形態(tài)，而非實物形象的橫向構造，這進一步佐證了古人可能在竹簡上進行書寫的情況，比如“象”、“馬”這些字，若以象形方式描繪會更寬，但為了適應窄小的竹簡，只能采取上下延伸的方式。

六、已發(fā)現(xiàn)的甲骨文字總量約為五千個左右，然而仍有大約一千五百個字未能破譯。每破解一個字的獎勵高達十萬人民幣，致富之路已經(jīng)為你展現(xiàn)，只看你是否有此才華和毅力去實現(xiàn)。

七、在現(xiàn)存的甲骨文中，“婦好”這位女性將軍的名字頻繁出現(xiàn)，關于她的占卜記錄超過兩百處。甚至有一次記載了她帶領一萬三千人出征羌人的事件。更為神奇的是，在1976年的河南安陽，考古學家意外發(fā)掘出了保存完好的“婦好”墓，墓中的青銅器上有明確的“婦好”銘文。她是首位通過文字和考古雙重證據(jù)證實的歷史人物，同時也是商王武丁的妻子及女將軍。遺憾的是，“婦好”墓中的人殉遺骨保留完好，唯獨不見其尸骨。據(jù)推測，墓主人身上的朱砂可能由于長期腐蝕，導致了她的遺骸消失，而地位較低的陪葬者骨骼卻得以保存。在“婦好”墓中發(fā)現(xiàn)的一件青銅大鼎被稱為“后母辛鼎”，是國寶級文物。至于廣為人知的重達842公斤的“后母戊鼎”，原先也稱為司母戊鼎，值得注意的是，“母辛”、“母戊”實際上是商王武丁諸多妻子中的兩個封號，而“婦好”在生前的稱呼為“婦好”，死后則以“母辛”為謚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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